重温经典著作 感悟唯物史观的真理力量

　　本单元围绕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一主题，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问题导向和体系建构相呼应、集中讲授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设置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列宁晚年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讲授了贯穿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及其伟大生命力。课程内容丰富、老师讲授精彩、教学互动融洽，特别是问题牵引式教学方式极具启发性。作为一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党校老师，在重温系列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唯物史观真理性的思考，主要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根基。然而关于唯物史观，长期以来有人质疑它是一堆冷冰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体系，缺乏对人的关注。如萨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的空场，要用存在主义来“医治”马克思主义的“贫血症”，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可以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人、实践、历史作为整体性唯物史观的三重向度。其中，人是历史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现实的个人”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的个人”“抽象的个人”提出来的，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有思想和意识的个人。基于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以及人的本质规定是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相对于思辨哲学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与德国观念论哲学甚至西方整个文化传统的本体论思维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实践论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很清楚明白地提了出来，即“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出发去观察、理解和认识世界和人本身的哲学思维方式。《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提纲》中的实践观。“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而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由此可见，实践特别是物质生活实践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意义。

　　再次，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实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首次对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表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段文字表明，人的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是整个历史的出发点，也是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构成国家和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就是生产力、交往形式、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人、实践、历史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其中，人是活动的主体，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实践是主动的活动，构成了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历史是主体活动的过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本质。整个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对历史主体——人及其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的研究。换言之，人从来都是唯物史观的主体，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人学的“空场”是对这一理论的误读。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指出唯物史观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二、唯物史观的建构初步完成于《形态》，最终完成于《资本论》

　　《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已经初步完成，但是唯物史观的最终理论完成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在《形态》中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原则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构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社会历史形态中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解剖，马克思破解了商品、货币和资本之谜，在“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思维。

　　在马克思看来，把握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一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既要从它们的“实体内容”来把握，更要关注其“形式规定”。从“实体内容”来看，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具有自然规定性的物，但是这一具有自然规定性的物何以具有神秘色彩呢？马克思认为，主要在于其“形式规定”，即它们背后所承载的生产关系。商品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其神秘性质不是来自于其能够满足人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没有直接呈现出来，而是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种虚幻形式却支配着人的头脑，形成了拜物教。货币也同样如此。货币是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拜物教思维在资本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马克思看来，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生产过程中的物，如果仅仅只是作为生产者的财产，它并不是资本，只有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并充当了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手段，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虽然体现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这些物质实体，但就其本质而言，“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

　　正是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权力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寻求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从而具有无限增殖的本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当代哲学家齐泽克把资本的增殖本性描述为“资本唯我论的自我受精”，是非常形象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渴望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结构的“物化”以及人和物的关系的普遍颠倒，虽然这种颠倒和物化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已经存在，但是在资本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这种颠倒和物化更为彻底。于是，以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等经济学范畴为纽带和载体，马克思对资本的剥削本性和资本这一抽象对人的统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并对资本的发展趋势给出了判断。资本所具有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趋势，“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可以说，恰恰是《资本论》中的这个判断为人类的解放提供理论基石。离开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内在本性的分析，就不可能理解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个论断的真实内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

　　由此可见，《资本论》及其手稿并不是一个“纯经济学”著作，而是一个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大写的唯物史观著作。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不是人为“外在嫁接”的关系，二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内在统一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才得以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科学构建才得以充分证明。因此，“《资本论》决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具体应用，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过程中‘质的飞跃’，《资本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走向《资本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必然之途。”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唯物史观在其创立过程中，就不是可以简单套用的教条，而是指导研究具体社会形态的科学方法论。这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的内涵既有对于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阐述，同时也包含它运用一般规律对具体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解读。作为普遍性真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作为特殊性真理，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固有矛盾所形成的不可克服的“界限”，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彻底克服这一界限开辟无限空间。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一开始就内在地成为唯物史观的基本特性。因此，对唯物史观的真正继承，不仅体现在对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重视和运用上，更要强调从特定时代条件出发，深化对特定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并由此不断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资本论》通过把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这一具体实际的分析过程中，总结出资本自我增殖的基本规律，并把它运用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深化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始终遵循着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自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来表述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来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并由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深化了无产阶级革命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表现等问题的认识，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三大时代课题，把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的问题，又把对具体历史过程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层面上进行思考，既不断解决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又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作者系第65期中青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