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提升路径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学习期间，有幸聆听“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容与建设途径”“公务员违法违纪案件及启示”等课程，深感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在此，立足于几个关系的辨析，谈几点关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升的体会。
    一是公务员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到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官德往往同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相混同，如汉代“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魏晋九品中正，个人德行往往成为官员选拔和考评的首要条件。所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士大夫治理家国天下，依靠的就是“诚意正心修身”。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把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并列，实际上是看到了职业道德与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之间，既有所区别，即所规范的领域限于职业活动，又有所联系，即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组成门类，且个人职业道德的高下往往与其所具备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水平紧密相连。
    二是公务员职业道德与一般职业道德的关系。作为承担整个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业，公务员的职业行为与公共权力紧密相连，对职业道德的要求，理应比其他职业要求更高更严。现代公务员制度肇始于英国，目的是解决“个人赡循”和“政党分肥”带来的卖官鬻爵和贿赂腐败问题，故对公务员职业道德更多侧重于防止腐赂，并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强化了为公众服务的公仆形象。而我国2016年7月起实施的《关于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程的意见》，明确公务员职业道德以“坚定信念、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具有政治性、示范性、约束性、可操作性的特征。
    三是公务员职业道德与遵纪执纪的关系。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追本溯源是为了防范腐败；而我国当前对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要求，也与执纪反腐密不可分。公务员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与能否主动遵纪执纪是成正比的，越是具备良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素养，越是不容易被各种利益所诱惑、腐蚀和侵害；越是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素养，越是容易走上歧途。同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素养水平，其实是个人对准则的自我认同程度，与外部环境存在互动，会因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影响而发生变化。实践中,很多公务员职业道德沦丧的现象，往往并非突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进式的由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
    由上述关系的调整出发，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无外乎内外两方面同时着手：内即自律，即“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通过激发内在的个人良心和道德感的指引和警示，主动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即他律，通过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约束，迫使公务员坚守职业道德的底线。但是，就自律而言，往往具有非确定性，表现为在外部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中，个人的自我道德认知往往会因为受到权利、金钱、美色等各种欲望的冲击而变得不可靠，造成道德的失范乃至于沦丧；就他律而言，往往具备非自觉性，表现在个人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往往维持在最低限度，只是趋利避害的功利性选择，缺乏内在的深层次的认同，不排除以虚伪德行矫饰德性的套路，而一旦面临更大的可预期的利益，制度的防线仍然会被冲垮。
    因此，在实践中，一方面必须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重视对公务员自律意识的强化，即强化教育培训、推动实践养成，又要建立健全外在的制度保障，即健全行为规范、加强考核监督、完善奖惩机制，二者不可缺一、不可偏废；另一方面必须是他律为主，自律为辅，从公务员职业道德和一般社会道德、其他职业道德的区别出发，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即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取向，用制度的力量来管住权力的冲动，守牢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底线。（供稿：第94期市机关处级领导职务公务员任职培训班学员 张卫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