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缓缓流淌的清江岸边,一位年轻人迎来了人民解放军。
那时的乡村,并不像南昌城里一样,有宽阔的马路,可以容纳欢庆大军的队伍。那里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被沉重的地租压制着。
对于这支充满着新生面孔的队伍,年轻人和乡亲们一样,是全然陌生的。他们只是模糊听过,在遥远的南部山区,曾经有过一支为着穷人翻身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曾经计划攻打南昌城,领头的还在离村子不远的万寿宫,举行过一个热闹的大会[ 1930年7月29日,毛泽东、朱德等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来到西山万寿宫,八月一日在万寿宫召开了纪念“八一”起义三周年大会。]。
就像无数的回忆录写的那样,这支军队用团队的精神面貌,建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往各路军队的形象。在担任战斗队的同时,这支人民军队承担起了宣传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抢着干农活,帮乡亲们减轻负担,自是不必说。建立民主政权,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理方法,也是应有之义。这支队伍里的年轻人,还以他们昂扬向上、永不疲倦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清江岸边这位年轻人特别的好感。
在他的记忆里,滕王阁下的清江水,带来的是数不清的行人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他作为流亡学生,跟着学校,逃到了外地。家乡遭受的种种苦痛,特别是亲人遭遇“细菌战”的恶果,都只能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所谓的“光复”之后,带来的还是社会的动荡。为此,他特意给长子的名字赋予“经世济民”的寓意,希望社会能变好,希望不公道的环境会改变。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压抑了很久很久。
在看到解放大军贴出来的安民告示后,这份好感立即转换成了参加革命的热情,转换成了服务乡里的热情,转换成了对新生政权的热情。虽然乡亲们还在观望,虽然国民党残兵败将还在四处活动,甚至出现了下乡干部被残害的事件,但这位年轻人毫无畏惧,因为新政权给他和全家带来了解放的希望,带来了新生活的憧憬,带来了翻身作主人的骄傲。
在新中国诞生后的那些日子里,这位年轻人耳濡目染老革命的模范言行,感受南下干部的质朴本色,接受组织这个“大家庭”的作风熏陶,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布鞋干革命。与此同时,他从小接受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传统教育,始终在内心深处,须臾不敢忘记。
但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情况需要向家人解释,他总是说,“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乡间父老很朴实,他们知道谁真的在做好事,谁真的在付出。久而久之,这位当年对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张老师”。他一生都认为,这是乡亲们对他最高的褒奖。
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位名字里有“经世济民”寓意的孩子也长大了。历史的轮回到了他这里,也碰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难处。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那时的清江两岸,正在兴起干部下乡扶贫的高潮。是待在机关,为扶贫工作鼓劲加油,还是走向田间,直接深入扶贫一线?直到这时,他才想起父亲那些平淡话语背后的艰难抉择,他才明白父亲的名声是靠一点一滴的辛勤付出,积累起来的。
熟悉的回答,就像本能的反应一样,从“张老师”孩子的嘴里说出来了,“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几年的蹲点,几番的寒暑,换来的是乡村换新颜,换来的是“干部不一样,这个很像样”的评价,换来的是无愧于心的坦然。
在后来的一次家庭聚会上,他回忆起了父亲当年留他一个人待在房间,自己扛着铁锨,上河堤抗洪的那个晚上。他说,自己呆在扶贫点那个四处漏风,只能用蔬菜大棚的薄膜封住门窗的房间里,又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个夜晚。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做父亲的心境,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也为父亲和自己感到自豪。他还说,扶贫点的条件,比我爸那时候好多了,那时候也没个电话,一去那么久,家里什么都顾不上。从乡下回来,还是接着工作,也没要个什么待遇。那个时候的干部,真的是党的好干部。
讲这番话的时候,他自己的孩子就在身边听着。孩子觉得,你不也是好干部吗?你不也是付出了很多,没要求什么回报吗?孩子下定了决心,既然人要学好,那就从争取做个好学生,再争取入党开始吧。
岁月荏苒,历史的车轮进入了共和国的新时代。“张老师”的这个孙子在听到习总书记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之后,觉得很亲切,也很自然。
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这样的话语,总是让他想起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他在心里有一个念头,既然爷爷和爸爸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过,那自己也要做到,也应该做到。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自己作出取舍,要给家人做解释工作的时候,他从自己孩子的眼中,又看到了几代人都曾有过的理解与支持,看到了血液中流淌的家风在传承。那句熟悉的话,又非常自然地,从自己的嘴里脱口而出,“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
时间转眼到了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当“张老师”的孙子听到自己的孩子用略显稚嫩却坚定有力的声音说出,“我是班干部,我要带头”的时候,他心里再次涌现起对祖父的思念,对家风传承的感慨,对共和国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