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党引领我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教授

    今年“七一”是党的百年诞辰。今天，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神州大地生机勃勃，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这一切全赖于党的正确领导。
“吃水不忘掘井人。”我出身于世代农家，今天，由一个当年的“割草娃”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和教授。这是党对我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我三岁丧父，自小少父爱，生活艰难。别的孩子六七岁开始上学，而我却在割草放牛，母亲忙于种田和家务顾不上我，故我九岁还没上学。好在当时村上一“赤兄”的提醒，梅陇小学党支部书记汤英老师亲自上门做我母亲的工作，我才开始走上了求学之路。1960年7月，我于上海中学初中毕业后，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期望早点工作，报考了上海市上海师范学校（上海县师）。1962年下半年，即我读师范最后一年时，国家因经济困难师范改为普中。我也出于经济困难原因而主动放弃学业，回家务农。两周后，班主任、共产党员褚祖煜老师不顾体弱有病，从学校步行十多里路来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返校上学。
一个人的成功，既赖于个人努力，也赖于机遇和贵人相助。当年，我要不是遇上汤老师和诸老师等贵人，或许我人生履历要重写。汤老师和诸老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行在我心中为党树立了巍巍丰碑，使我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63年下半年，我向党组织递上入党申请书，从此决心要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加强三观改造，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1973年5月，党赋予我政治生命。
    1981年，我由企业调入母校上海财经大学，到2009年6月退休，在高校近三十年的时间中，我主要从事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的教学研究。我努力把自已专业知识服务于党的需要。1982年9月，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上海财大联合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交通运输项目培训班”，旨在借鉴国际经验，以解决我国交通瓶颈的问题。原先校领导安排另一位老师参加，后因这位老师的原因，改由我参加。当时我正为撰写一本专著而处于关键之时。我有些犹豫，但一想到共产党员应以大局为重，便愉快地答应了领导安排。培训班结束后，根据领导安排，由我和交通局尚汉信先生领衔撰写《交通运输项目经济评估》一书，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1983年初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从战略高度要求上海财大组织力量研究、编写城市经济学教材，为大学本科和市级经济管理干部讲授城市经济理论。我被任命为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当时，城市经济学在世界上还是一门新学科，而我国，尽管各地都很重视城市和城市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理论、范畴、边界、起始点，与其他学科关系等，基本上不清晰，一头雾水。而领导的要求是，两年内须出书和开课。面对要求高，压力大的困难，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全室同事和老专家的努力，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终于顺利完成任务。1986年6月，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一书由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属国内首本城市经济学专著，它由汪道涵市长题写书名，倪天增副市长作序。1992年该书获全国城市经济学专著奖（全国共评出三本），为学校增了光。成绩归于党，归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当我稍有进步和成绩时，党组织给予充分地肯定。1986年我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1987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五年后晋升为教授。
    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学者，时刻应记住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学者，始终不忘党性，牢记使命：在工作中，应坚持社会责任第一，德行名声为先；绝不为一已私利，出卖党员的党性、学者的良心。否则就不配共产党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出现了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违规“圈地”现象。我的一位朋友掌握“圈地”大权。有人建议我向他“要10亩地，就发财了，够下半世过神仙生活”。据了解，我国现有的亿万富翁，其中不少上是靠炒地炒房生成的。面对丰厚利益，我不为所动，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和经济学者的责任，深感经济须发展而如此征地不可取。我通过学习宪法，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搞清这个问题。造成乱征滥用农地，损害农民权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缺陷，所有者主体不清；地方政府权限偏大，“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黑箱操作；农民缺乏话语权、参与权等。于是，我有的放矢，奋笔疾书。我先后就规范征地制度、保护社会转型中农民利益和保护耕地等问题出版了多本专著和发表上百篇文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8篇文章为多家权威文摘刊物（新华文摘等）转载，有6篇被编发内参上报。有一篇《维护城市化进城中农民权益》（经济参考报.2000.1.12）被选入《观点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100名专家的前沿观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6）。
    乱征滥用耕地的一个严重结果是，原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严重遭到了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初常常不为人重视，尤其缺钱之时。为了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就注重研究生态经济理论。1986年起连续在报刊上发表这类研究成果，比较有影响的是《略论生态经济平衡》一文(探索与争鸣.1989.4)。此文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11.30)摘引，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中央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有严格限定：不得改变农地使用方向和农民自愿的原则。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简化土地审批程序，降低征地成本，故意正经歪念，利用土地流转政策，强行低价租入农田，高价出租，或用于工业，或用于开发房地产。农民很有意见。我有责任向党反映农民心声。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农民集体土地要依法流转》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收到了多封来自上海郊区和外省的农民来信，反映中央土地流转政策被扭曲致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我通过对本市郊区x镇x村的调查，写成文章，由文汇报编发内参上报，迅即得到了当时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人的批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编发内参上报中央。市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了农地非法流转的现像，使失地农民权益得到了合理补偿或维护。
    讲真话，维护农民利益，难免会触犯某些人利益而遭到一些伤害。有一次，我根据一封农民来信去一个地方调查闲置地问题。当地一些人企图对我干扰，以至动粗。好在有人知道我当时还兼任市府决策咨询专家，有个“护身符”，投鼠忌器，这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有朋友曾调侃我：“讲讲是经济学教授、房地产专家，xx有十多套房子，而你一套都没有，真是大白鹅一只！"我一笑了之。我不是不懂炒房赚钱的道理，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但是，我不想赚这个钱。我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在报刊发文强调城市住房的功能是居住（这个观点我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之一），大力抨击房价虚高和炒房风，批评一些房地产学者不该在为房地产热煽风点火中发炒房财。如果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那岂不有悖为人之道，有失党性和学者之资格。自己有时也为丰厚的炒房利润而动心，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应该言而有信，就立马稳心定魂，坚持不炒房。我虽"呆”，少赚了钱，但至今不后悔，因为我终究守住了党性，守住了学者的底线。
    我已退休多年，但是，退的是职务、工作，而党的初心、社会责任一刻也不能退，不能忘。所以，今天我依然坚持学习，关心时事，以年老微薄之力，用笔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这两年，我写了散文、随笔、论文一百多篇，三十多万字，不少文章受到了社会好评与关注。如每年6月第三个星期日是美国的父亲节，由于诸种原因，许多国人视之为我国父亲节。此并非小事，因为父亲节是明显具有政治地域色彩的节日。就此我写了篇《关于中国的父亲节》一文，微信平台推出后获得广大读认同，阅读量九万多，后载于《新民周刊》（2020年20期）。又如，我外交部几位发言人痛击蓬佩奥之流对我国的污蔑，大快人心。但个别国人在微信群内不但对此不给予支持反而颇有微词。为此，我加以批斥之。
    我退休后写的文章，已结集为《晚拾旧忆》一书，最近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世上最伟大的是母爱。党比母亲还亲。回顾以往，党对我倾注无限深情厚望，我一直铭刻在心。情知老去无多日。我坚持党的初心、党的信仰，日趋弥坚，永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