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并影响人的一生

　　十年“文革”期间，我作为67届初中生与广大“老三届”一样经历了一段知识恐慌、无书可读的艰难岁月。人生最宝贵的长知识的学生时代和爱读书的美梦被“破四旧”的浩劫给毁了。1966年“文革”一开始，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杀向社会，到处“扫四旧”“大串联”“抄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动乱年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遭批和挨整是家常便饭。在那个时代一切事情都颠倒了：造反是有理的，读书是无用的；文盲无知是革命的，知识越多是越反动的；工人农民“大老粗”是最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是最可鄙的。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导向是，以不读书为自豪、知识少为荣耀。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高压之下，许多人都不敢收藏和阅读这类书，怕引火烧身。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内，时常有些胆小怕事或“出身不好”的人迫于政治高压，悄悄地把一捆捆旧书扔在那里。我看到那些精致的中外文学名著，心里暗生激动和惊羡。过去我家境十分贫寒，根本不敢奢望拥有一本这类“闲书”，现在突然冒出这么多好书，真想捧回家。但旋即打消这个“反动的”念头，因为有红卫兵的“暗哨”在“伏击”，当时我万万不敢捡书回家，以免招致“抄家”和“批斗”的飞来横祸，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些书被红卫兵们作为“战利品”上交。古典名著，文化书籍，像小山似地堆在街头，造反派、红卫兵振臂高呼“革命口号”，当众付之一炬，演绎着现代版的“梵书坑儒”，此景此情，令人心碎，欲哭无泪。
　　但是，我不甘心在文化破坏和知识荒芜的年代中虚度年华，不安份的灵魂促使自己想方设法冒着风险去找书读。一天，我在马路边闲逛，偶然捡到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时主编在高校被贴大字报和挨批斗，人被打倒、书被抛弃。当我目光扫到这本书时，眼前一亮，心头一动，乘人不注意马上悄悄捡起来，带回家中。这一幕就像一位诗人说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本书是我的一个战利品，形影不离，爱不释手。为了安全起见，毅然把书皮撕掉，贴上牛皮纸伪装，成为文革时代最典型的“无皮书”。“无皮书”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所谓“无皮书”，其实原本也是有封皮的，只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读书人故意撕去该书封面，贴上牛皮纸作封面，掩其面目，避人耳目，这是迫不得已的奇特读书方法。
　　我躲在家里一开始阅读“无皮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如读天书。一个懵懵懂懂的无知少年，遭遇一门高深莫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后来我奉行“一本书主义”，从头到尾反复阅读，连猜带懵悟原理，似懂非懂、磕磕碰碰、慢慢看懂，还做了不少摘抄和笔记。最后，竟然开始迷恋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认识论、真理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基本原理。当我逐步自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开始启蒙以后，就时常觉得苦于无人交流。一时间年轻气盛，时常与中学政治老师探讨起哲学命题。老师只觉得我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殊不知“无皮书”赋予我智慧和力量。
　　1968年底，我18周岁那年，被分配到上钢一厂当上了钢铁工人。我结识了一批来自虹口区的“老三届”同事，不少人家有藏书。几个渴望读书求知的年青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在青春年少的心灵中始终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没有过错”。在“文革”中，文学名著是被作为“封资修”一律查禁和封杀的。借书、还书、读书的最安全方法，还是首推“无皮书”。包上牛皮纸封面，裹在“申报纸”中，避人耳目。单线联系，悄悄传递，使眼神、打暗语，约接头地点和换书方式，如同搞地下工作。一时间大家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类似于《潜伏》中的保密手段和守秘纪律。但还是有个别人“大意失荆州”，东窗事发。当时一个同事在上班的时候阅读“无皮书”《赫鲁晓夫回忆录》，被小人告发了。所谓“读坏书事件”，在高炉车间轰动一时。不仅书被上级没收，而且召开全车间职工大会点名批判，后来在班组学习会上对他进行专门的批评帮助，他本人写了书面检讨交上去才算了事。经历这次暴风骤雨以后，我们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不敢大意，“潜伏“的功夫更有长进，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在钢铁厂学徒期间，我从同事手中借阅了不少文学名著。包括《唐诗三百首》《宋词七百首》、巴尔扎克的《贝姨》、沙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奥萨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刘大年的《中国文学史》等等。一本本借阅，如饥似渴，永不满足，还作了大量的摘记，一旦没有书源时，就阅读笔记，也十分享受。有时候我觉得老是向人家借阅，无书交换，颇有点难为情，后来就萌生了以“手抄书”换“无皮书”的土办法。我用硬面抄（当时最好的笔记本）先后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七百首》，作为与人交换看书的筹码，竟然卓有成效，收获颇丰。此外我还抄写过《成语词典》和《汉语词典》，把一些自认为好的语汇作了大量的摘录，无形中提高了语法与修辞能力。这些“手抄书”自然也应归入“无皮书”一类。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部分图书馆开始有限开放，以革命书籍为主，也以供人“批判”的名义开放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无皮书”的阅读方式也开始逐步消退。当时我在企业上班是“三班倒”，每逢夜班下班，睡一觉之后或休息日，我总会到上海市图书馆和黄浦区，卢湾区三个离家最近的图书馆去看书。
　　一开始走进图书阅阅室，就像投入知识的海洋，什么书都想看。虽然当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但在知识储备方面确实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主要聚焦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还有《鲁迅全集》，郭沫若、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等名家的诗集，做了十几本读书摘记。一时间还想入非非，期望有朝一日仿效我们三万人大厂中工人作家的榜样，尝试走写作的道路。尽管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倒也促使我有新的追求和动力，进一步充实了知识基础和文化积累。在这一阶段，我的文化阅读和语言学习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刻苦研读的良好习惯。
　　1972年，毛泽东倡导干部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等6本马列著作，防止上政治骗子的当。我们企业还举办了《反杜林论》的理论学习班，我作为刚刚入党的新党员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全脱产读书班。在学习期间，我全身心地投入攻读原著，对《反杜林论》的哲学编特有兴趣，认真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当时，我们企业开办政治学校的理论教员，是从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的原著导读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同时，我前期勤奋自学的读书效果也开始显现出来。我在学习班期间，积极参与研讨和发言，最后在全班学习总结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我写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的议论文，也被发表在企业的“学习园地”上。这对我以后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正向鼓励。
　　我在上钢一厂的工种是高炉车间炉前工段的卷扬机工，在机房内看管自动化电器设备，一般机器设备运行正常，人就无事可干。在“文革”期间，读马列著作是革命之举。即使在上班时间读马列原著也无人反对。于是，我一心两用：眼看马列著作，耳听机器设备。无论在家或者上班，天天都在读马列原著，以至于在党支部学习会上，我自觉不自觉地当起了小小理论辅导员。在两年之内，我以极大兴趣购买和通读了《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第一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等经典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原著。边读书边做摘记，还注意收集学习马列著作的辅导资料。潜移默化、大有长进。也许是自己特别喜欢的缘故，所以特别容易进入角色，也特别能够消化和吸收。同时，前期大量文化阅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积淀，成为学好马列原著的重要铺垫和扎实根基，更关键的是养成了一种刻苦自学的良好习惯。从此我开始迷恋马列原著，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系统而全面攻读原著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72年，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读经典原著、学马列理论更加坚定而自觉。
　　毛泽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对此我坚信不疑。从1972年至1977年进入市委党校之前，我连续五年认真自学、刻苦攻读马列原著，在同龄人中十分罕见。不管别人是否把我列入“另类”，反正我有自己的喜好、情趣和价值追求。1977年上海市委党校复校时，鉴于我的教学潜质和能力，“以工代教”，被借调到市委党校分配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担任教学人员。当时，我还属于企业的工人编制。伴随着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沐浴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我的党校职业生涯和个人命运出现重大转折。
　　进入党校以后，我分配在科学社会主义室，对身边人和身边事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到处是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浓厚氛围，学员学习的教材就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教师开设的课程就是原著解读和原理辅导，党校人的基本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教师中有自学成才的“老马列”，有科班出身的老专家，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导师和榜样。在老领导、老教师手把手的指教和带领下，我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
　　在党校复校后的第一、二期领导干部读书班中，我担任了班干事。当时，我有幸先后与哲学教研室的沈佩英、朱伊卓两位资深教师搭档。她们像老大姐一般关心我的成长，在学业上她们事实上成了我的哲学导师。无论在班部管理还是在教学活动中，我经常向她们讨教如何学哲学的经验，交流学习辩证法的感悟，兴奋地谈论哲人哲语和哲学命题。她们的能言善辩与哲学教研室高为学等男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文字功夫相互辉映，毫不逊色。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悟，啃原著、做笔记、论哲学，言必称马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等成为我的党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在一年多时间里，我认真精读和细读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等哲学著作。在学习中，我真切体会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政治经济学是核心，科社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只有学好哲学才能搞好科社。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是聪明学智慧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支撑着党校教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时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左”的禁锢依然存在，真正思想解放、大胆说真话的人并不多。所以相比之下，在党校环境中倍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在我的心目中，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校人，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演绎并验证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懂得辩证法是富有智慧和灵性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党校的培育和关心下，我的组织关系从企业转到党校，我正式成为一名在编的党校教师。从此名正言顺、爱岗敬业，已经在党校教学岗位上连续工作43个年头。我是从进门到退休始终在科社部任教，先后得到励志扬、陈象月主任的关怀、顾岐山、刘惠民、周纪良教授的指导和陈士洪大哥的鼎力相助，使我从小小助教拼搏到二级教授，退休后又返聘至70周岁，一路前行，感恩不尽。教书育人、乐此不疲，不离不弃、无怨无悔。正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使我找到人生定位，体现人生价值。回想当年，与我同时分配到上钢一厂工作的6000多名老三届职工早已退休在家，唯独我还在岗位上辛勤垦耘、奋斗不息。
　　漫漫人生路，其实紧要处只有几步路，关键时刻是否走对路、起好步会影响一辈子。我感恩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皮书”赐予我青春年少时期的智慧和力量，“无皮书”就像浩瀚夜空中的北斗星指引我摸索前行的方向和路径；“无皮书”如同茫茫大海中的航标灯帮助我躲过暗礁和潜流；“无皮书”是一代求知青年不屈不挠、抗争命运的历史见证，也是青春无悔和奋斗成长的人生足迹。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回顾这段难忘的经历，真切地感受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印证了一句名言：“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影响人的一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可以坚定理想信念，并支撑一个人毕生为之奋斗和献身。现在，年轻教师求知学习的氛围和读书成才的环境，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现在，我被10个区委党校聘为名师工作室名师，主要任务是带教徒弟、培育新人和打磨精品课。我在坚守与传薪中，常常与年轻人共勉。我们必须珍惜当今的学习机遇和工作环境，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奋力拼搏、拒绝“躺平”，更好地为新时代党校事业发展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