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窑洞对”中提到的这个问题，为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高度关注？

在浦东新区川沙镇新川路218号，有一座典型的江南官宦宅第，楣头是“内史第”。这是碑帖学家、书画鉴赏家、文物图书收藏家沈树镛祖上所建，原名沈家大院。清咸丰九年（1859年）沈树镛中举，官至内阁中书，沈家大院改名“内史第”。它又是一座国内罕见的名人集聚的江南民宅。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等就出生在这里。著名学者胡适等近现代名人也曾在此居住。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在这里出生。因此，这里有多个别名，沈家大院、内史第、宋氏家族居住纪念地、黄炎培故居等，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1899年，他以当时松江府第一名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蔡元培是他的中文老师。1902年，他参加江南乡试，并中得举人。他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参与筹办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05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打破自己“不当官”的誓言，接受毛泽东邀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人之间一生有100多封书信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就发生在毛泽东和黄炎培身上。

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褚辅成、冷通等6位民主人士到延安考察。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在延安5天的考察期间，毛泽东与黄炎培等一共进行了3次深入的会谈。

当毛泽东问黄炎培对这次延安之行有什么感想时，黄炎培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在开创初期时都是聚精会神做事，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随着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思考了一段时间，然后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

“窑洞对”与名垂千古的“隆中对”可以相提并论。它的核心思想是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所谓历史周期率，指古今中外无数个政权反复表现出来的由兴到衰、由存到亡的历史生命周期现象的总结概括，其本质是一种政治兴亡周期现象。

“窑洞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思考，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进行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与实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高度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大力加强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党的建设、惩治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大力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努力传承红色基因，带领全党铁腕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百年大党正青春，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目标，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的后果。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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